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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仁執導的電影《超級大國民》，於1996年上映，講述台灣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出獄後的記憶和心境，當時極受矚目，獲得第32屆金馬獎7項提名，林揚得到最佳男主角，而李壽全、范宗沛也贏得最佳電影音樂。這部影片在2015年由國家電影中心完成數位修復，數位修復版已在昨天(2016年10月28日)上映，值得進戲院，重溫或者認識這部經典。

白色恐怖的人與記憶

《超級大國民》以畫面，對話或自言自語，重現搜捕、刑求和摯愛家人的遭遇等，從很多白色恐怖受難者口述訪談資料可知，這些是眾多受難者的共同記憶。

想為逝去難友點上燭火，《超級大國民》敘述同伴情誼，為難友發聲出力的心意，可以在很多政治受難者身上看到。受難者蔡焜霖一次又一次，不斷為難友蔡炳紅和楊俊隆訴說因為「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」枉死的悲劇。受難者吳聲潤以難友傅慶華、蔡炳紅、林新貴和張萬枝名字中的字為四個子女命名，永誌不忘。除此之外，影片也呈現了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的記憶，雖然部份只是點到為止或一閃即過，不過氛圍和重要內容都成功傳達，以下對照一些口述歷史資料，佐證片中的集體記憶。

抄家搜捕過程

抄家搜捕過程，從二二八事件到美麗島事件，始終粗暴。1947年3月10日，警察上門找蔣渭川，直接表明「我們奉命要來槍斃你」，蔣渭川雖逃離現場，但他十七歲的女兒蔣巧雲為了安撫驚嚇大哭的六歲弟弟蔣松平，中彈喪命。時至1979年，抓捕依然野蠻，以兩位在當時具有民意基礎的省議員為例，張俊宏在口述訪談中是這樣說的：

我不開門，他們就從陽台爬進來把門打開，…我們最小的女兒，四歲，跟我們睡在一起，嚇得連哭都哭不出來，他們竟然用槍頂著她的喉嚨。我問說：你們有沒有搜索票？他們回答：「什麼搜索票？逮捕票！」全身搜查，就押著我走，我想穿皮鞋，他們就把我的皮鞋踢掉，所以我就赤腳上路。^[1]

1980年2月25日林義雄在獄中手寫的《林義雄備忘錄》也以搜捕開始：

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我正在睡夢中，太太來喚醒我，說有人要來捉樓上的施明德(施租的房子正在我家樓上)，我起床穿上了衣服，開門出去，在圍牆內外望，幾十個人在門前，過了一會一個警員喊開門，說要戶口檢查，我看那樣子根本不像，回說哪有這種檢查法，退回來關上門，這些人跳過圍牆打破了玻璃門，衝進來。這時也有人從二樓衝下來，我家裡擠滿了人，這中間有一個人亮出了刀，有一個人問我是誰，我說「林義雄」，一聲帶走，把我二手扭到身後，扣上手銬，我才知道我被捕了，他們來不僅是捉樓上的，連我一併在內。^[2]

刑求手段

影片中許毅生經過曾經是警總保安處的西門町獅子林，自述在十隻指甲被拔掉後，有了「至痛之後是麻痺」的體悟。從史料來看，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刑求，對指甲下手可能只是基本款待，受難者歐陽劍華曾將刑求方法「拔指甲」繪製成畫作，由筆者負責配樂製作的紀錄片《綠島e光》，^[3]也有受難者蕭振文訴說類似刑求手段和其殘缺不全的手指指甲影像。

而當許毅生找到同案的吳教授詢問與陳政一有關的事情時，吳教授認為政府在腦子裡裝了電子偵測器，不能想也不能說，對許毅生的問題相應不理，這段看似誇張的情節，它真實存在，因美麗島事件遭逮捕的邱奕彬，在嚴重刑求獲釋後，也有類似想法 ：

偵訊一開始，就有一種聲音「咚！咚！咚！」二十四小時一直響，好像在催眠或將一個人自我防禦的功能卸掉，我七天七夜都聽到那種聲音。在警總被偵訊幾天之後，我也不曉得是否已經精神分裂，冥冥中看到全家都被殺掉。我以為我妹妹也被抓進去，被丟到鍋子裡煮熟了，他們還切他的肉來吃。我還看到我的兒子，他們用槍瞄準他的睪丸，一槍把他打死掉…；那些影像都歷歷在目。我還懷疑他們在我腦筋裡種下一個機器還是晶片，我出來後，還叫醫生檢查我的頭皮。事實上回來一陣子之後，我還一直聽到好像有人在我上面講話。^[4]

具醫學背景的邱奕彬都懷疑腦裡被裝機器植晶片監控，可以想見刑求手段之慘烈。在戒嚴時期，因為殘酷刑求導致精神受損的例子還有政大學生許席圖，於1973年被送進療養院，至今未癒。

對摯愛的愧疚

至於家人的長夜哭泣，當事者的愧疚和不願拖累，更是很多受難者都有的經歷和心情。影片中許毅生因為參加讀書會被判處無期徒刑，自覺無法照顧妻女，不願拖累而提出離婚，卻導致妻子自殺身亡，許毅生也因終身愧疚，始終帶著妻子的骨灰罈不願離身。2008年，白色恐怖受難者黃溫恭的外孫女張旖容意外發現外公遲到56年的五封遺書，經過近三年的奔波交涉，書信才回到家人手上。清查後，第一波公開的十位受難者遺書，竟有五位的內容希望太太改嫁或忘記自己，可惜這些愛都沒能傳達，被扣押在冰冷的檔案室，長達五、六十年。他們當時是這樣寫的：

黃溫恭：「蓮！我臨於此時懇懇切切地希望妳好好的再婚。」^[5]
郭慶：「假如可能，希望您再婚！」^[6]
黃賢忠：「忘記我，越快越好。」^[7]
陳振奇：「你就再去嫁不要誤自己的前途。」^[8]
王耀勳：「請你等到美麗六歲時再婚。」^[9]

就像影片中許毅生的妻子，白色恐怖時期因為摯愛家人受難而輕生者也有例可循，受難者蔡焜霖經過十年黑牢，出獄後興奮地和家人相聚，這是他重獲自由當天的回憶：

我以為父親可能患了感冒或什麼還睡著的吧，就私自推開幾個臥室的門喊著「爸爸」探頭去尋找，卻都不見他的蹤影。久久，么弟再也忍不住，脫口說：「爸爸已經過世了」，然後又一段沉默後：「就在你被送往火燒島次一年他老人家自己了斷了生命」。^[10]

當時的撞頭、痛哭、哀嚎都沒有辦法撫平蔡焜霖對爸爸離開的心痛和歉疚，多年後公共電視紀錄觀點製播蔡焜霖的紀錄片《白色王子》，蔡焜霖用「一世人心內最大的創傷」形容爸爸的離世。^[11]另外，受難者羅天賀遭槍決，家產被沒收，太太吞下洗衣店的蘇打自殺，痛苦煎熬三個月後死亡，這段過程也成了女兒羅美枝永遠難忘的傷痛記憶。^[12]

家人的遭遇

林麗君在其主編的《臺灣文學：英譯叢刊》前言，替受難家屬發聲，她認為：

在二二八論述中，常被稱為受難人家屬，但嚴格說來，失去父親，丈夫或兒子的婦女本身也是受難人。^[13]

《超級大國民》沒有忘記許毅生女兒的處境，除了就學時在學校被稱為「叛亂家庭」，還得面對情治人員不時的詢問和監視。著名的鄒族領袖吾雍‧雅達烏猶卡那(高一生)， 遭當局逮捕槍決，還醜化其為「貪污的奸人」，家屬們因此被逼到陰暗角落。畢業於台中師範學校，曾任國校教師的女兒高菊花，長期受到情治人員的騷擾威脅，就算為家計到歌廳演唱還是持續遭迫害，甚至得配合國防部將領，做很不願意做的事，高菊花在訪談中說道：

我們鄒族的貞操觀念很深，要幫這種忙實在是很難受，可是不得已呀，為了家裡，為了信守承諾—父親說要照顧媽媽、弟弟、妹妹­—，我要想辦法活下去，不能那麼容易就被槍斃。^[14]

直到1972年，高菊花才得到一張「自首證」，以此換取一點點自由，換回一點點人生，此時距離父親受難，已經過了十八年。歌手以莉‧高露在2015年的專輯以歌曲〈優雅的女士〉向吾雍‧雅達烏猶卡那的女兒高菊花致敬，的確，不管被迫做了多麼不願意做的事，她不僅優雅，更是高貴聖潔的，相對來說，那些以鐐銬、以權勢、以各種暴力欺壓善良人們的角色，真的髒死了！ 

牢記他們，更懂得努力幸福下去

《超級大國民》在記憶部份的鋪陳相當細緻、內容取捨非常用心，呈現一場和回憶征戰的旅程，為了尋找好友的葬身處，主角許毅生一步步的走過這個從來不在意自己的城市；這個人事已非，景物也不在的城市。他來到青年公園，想到曾經濺血的馬場町；看著獅子林，想著「人糟蹋人」的警總保安處；經過五星級飯店彷彿聽到的刀叉鏗鏘聲，想到的卻是好友在此步上死亡路途的腳鐐聲響。

被社會惡意遺棄
加上自己有意放棄這個社會的同時
社會也將我忘記了

在許毅生的眼中，這個社會和自己就是這麼回事，不過同時，觀眾也從被社會和自己放逐的許毅生眼中，一點一滴勾勒出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氛圍輪廓，也許，有助於理解這段歷史，也許，能夠更接近受難者的記憶，而這些也許，都可能是救贖，都是貢獻。在台灣，曾經真實上演著血跡斑斑，有些傷痕，不是長夜哭泣就能得到釋放；有些思念，也不是天人永隔就能夠忘記。《超級大國民》片中，許毅生念茲在茲的想念和心意令人不捨，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的生命和心情也一樣，應該被正視、被了解。若能以柔軟的心，記住這段時間與空間都距離不遠的曾經，就可能走出悲情，因為牢記他們，會更懂得如何努力幸福下去。